我近期看到一則報道：新山有個高中男生墜樓自殺。
生前的兩個月，剛轉學的他遭到同學霸凌：
他的食堂充值卡被搶走、書包里總是被倒辣椒醬、想坐下來時會有人忽然拉走椅子……粗言惡語的對待更是家常便飯。
他曾忍不住和原來學校的同學群組里哭訴，說自己很想念老同學們，在新學校被人欺負；他也曾向學校抗議，要求學校有所作為。
然而，他種種求助的對象，卻不包含他的父母。
剛轉學的時候，他曾簡短地告訴父親，和新同學關系不睦。然而，當父親再次問起，他卻改口：“事情已經解決了。”
當他的食堂飯卡被搶走，他不得已自己每天準備午飯便當。母親特別疑惑，問他“為什么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他卻刻意隱瞞，說自己要省錢、想減肥。
甚至，在他決意赴死的前一天，他都不曾告訴父母自己多痛苦，而是親自下廚煮了晚餐給父母吃，溫柔體貼、無聲告白，一點都沒讓父母感覺到異樣。
在靈堂上，男孩的父母、兄長，都哭得不能自已，后悔自己沒有及時察覺。
為什么在學校被欺負，卻不愿意讓父母知道？
為什么向其他人都能求助，唯獨在父母面前保持緘默？
為什么父母已經發現一些蹤跡，孩子反而拼命掩蓋？
被欺凌，卻不告訴父母，甚至主動掩蓋事實——這種情況并不少見。
有研究發現（Garbarino & Delara, 2002），超過一半的男孩表示自己在學校里有讓他們感到害怕的人，但46％孩子的父母不知道這一點。
阻止欺凌的最推薦策略是讓孩子向父母報告這類事件(Olweus,1993)，然而，盡管成年人一再告誡、叮囑，但是還是有很多孩子不愿意向父母傾訴，甚至協助欺凌者一起隱瞞。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習得性無助：
這不是慣例嗎？沒什么好說的
很多被霸凌的孩子，已經形成了“慣性”，覺得：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學校里欺凌和騷擾無處不在，向老師或家長求助又有什么用？
比如，萬惡的“新生準入機制”，被前輩們欺負之后，才能夠被這個群體接納。
許多孩子向研究者解釋自己的動機時，言語中帶著一種習得性的無助感。（Alloy，Peterson, Abramson &Seligman, 1984）。
下面引用了一些孩子的話語：
“在我們學校，新生就是會被欺負呀。”（男，13歲）
“（在學校）你每天都能看到人們把彼此放倒，我習慣了，這就是學校的一部分。”（男，17歲）
“我什么也沒說，我真的覺得那就是我們學校的通行儀式。”（女，14歲）
就像是孩子并不會去聊“今天上了幾節課”、“課間和同學玩了什么”。當霸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ta們也就不會再開口說什么。
信任脫節：
成年人對校園霸凌沒什么作為
學生們往往不相信成人們愿意并能夠幫助他們。
Rigby和Bagshaw對7723名澳大利亞青少年學童進行了調查，發現大約40％的學生認為老師們就沒打算采取行動、制止霸凌。
另一個研究中，幾乎一半的參與者說，最初告訴了父母，但是家長沒有采取有效任何行動來制止欺凌行為。
在孩子們眼里，成年人對校園霸凌是無作為，或者無效作為的。
其中一個孩子說，他告訴媽媽“學校里有人摸他屁股”，但母親說：“沒關系，人家肯定和你開玩笑，以后肯定不會。在學校里面和人家搞好關系。”
遺憾的是，當我們的孩子試探性向父母訴說的時候，父母不當一回事、不能及時幫助，這讓親子之間的信任脫節，在被霸凌的時候，他們也想不起讓父母再做自己的保護者。
而且，成年人的無效作為，甚至加劇了霸凌。所有的干涉，都會讓更多的憤怒指向自己。
比如，當孩子告訴父母被欺負的事情，父母怒氣沖沖來學校鬧。一時之間解決了問題，但是，當風頭過去，霸凌者只會變本加厲地報復回來。
說不清的言語霸凌：
我很痛苦，但說不清楚為什么嚴重
我也曾是沉默的被霸凌者。
以前高中的時候，隔壁班的男生在課間的時候給我送了一塊巧克力，這一幕被我們班的女生看到了。
結果，第二天就有我的緋聞傳出來，而且還替我編造出一個“現男友”，說我“腳踏兩只船”。
這個謠言在一天之內傳遍了整個年級。
然而，事實上，我和緋聞中的兩個男生都沒戀愛，只是偶爾會一起討論數學題目，但是卻被別人說成“搞曖昧”。
那段時間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黑暗。“蕩婦羞恥”、“有心計”，我在女生圈里面飽受非議，不只是自己班級里面，其他班級的女孩也會對我指指點點。
我知道自己被冤枉、我知道自己很痛苦，然而，我沒有向父母傾訴。因為，我不知道該怎樣向他們表達，他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他們能理解我為什么尷尬和憤怒嗎？他們也許只會覺得我小題大做吧。
相比于身體欺凌，語言或關系欺凌的受害者更不愿意尋求幫助（Ladd & Ladd, 2001; Newman,Murray & Lussier, 2001; Olweus, 1993; Unnever & Cornell, 2004）。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沒有那么明確的事件，被欺凌者身在其中的時候，難以說清究竟發生了什么，也很難表達這個現狀的嚴重性、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羞恥感：暴露自己的弱勢，
是我不能接受的風險
研究發現，當孩子向父母或者老師尋求幫助時，他們認為這樣會暴露自己的弱勢。這對他們的聲譽來說是不能接受的風險。
被視為軟弱無力且無法應付欺凌行為是可恥的。
一位青少年說：“讓所有人都認為你很弱，不是一個好主意。人們會因此嘲笑我”（男，16歲）。
避免表現出軟弱或被同齡人或權威人士羞辱，這些都促使這些青少年拒絕告訴成年人被欺負的行為。一般而言，男性尋求幫助的頻率要比女性低得多，并且對女性的尋求態度比女性更消極（Leong & Zachar, 1999; Schonert-Reichl & Muller, 1996; Timlin-Scalera, Ponterotto, Blumberg& Jackson, 2003）。
沒錯，面子很重要。對于有強烈的自主感和獨立感的青少年來說，被同學認為是“喜歡向老師告狀”是特別丟人的事。
所以，當他們面對被欺負的時候，往往希望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以此獲得一種獨立感、力量感。研究也發現，“大齡青少年”更加不愿意報告老師與父母。
我感覺這件事情（欺凌事件）可以自己解決。（男, 16）
我應該有能力自己處理好這事情，按照我們老師的說法，我已經長大了要學會處理很多事情了。（女, 15）
我得學會如何進行自己的戰斗。（男, 15）
被欺負這件事情本身也讓人感覺羞愧。
在成為欺凌的受害者的情況下，孩子們很難理解為什么正好是自己被欺負。
他們經常會感到個人羞恥和不安全感。
一位學生說：“我以為我做錯了事，開始懷疑自己。似乎有很多人以為我是個失敗者。我為自己感到難過”（男，15歲）。
而且，某些欺凌行為，如性騷擾，很難與父母或其他人討論。青少年對自己的身體和新出現的性行為感到強烈的隱私感。他們往往不希望被公開進行討論，這會進一步加劇他們的恥辱。
一名學生吐露：“我太尷尬了，無法告訴父母或在學校的老師。他們想知道所有細節，我無法想象大聲說出這些話”（女，14歲）。
對很多孩子來說，沉默，也許是最理性的選擇。
但是，孩子的理性并不是社會的理性。
這是一種扭曲的理性。
我相信，像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很多。他們遭遇了欺凌，卻選擇了沉默。
在選擇說與不說的時候，他們的內心是惴惴不安的，是猶豫惶恐的。
然而，事情的解決，并非是依靠一個人能夠改變，而是學校、家長、社會一起做出努力。
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是：
（1）就算孩子沒有被霸凌，也要向孩子普及校園霸凌的知識。
也許你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還存在許多孩子，意識不到“自己被霸凌”，而是順著霸凌者的思維，覺得“就是自己活該”。
在沒有產生傷害的時候，就打好預防針，教育孩子們關于霸凌和反霸凌的知識。
（2）及時帶著孩子尋求心理求助。
校園霸凌的傷害是多方面的，而且影響是長久的，在潛移默化當中已經改變了孩子們對自己的認知。即便是霸凌行為已經停止，但是傷口并沒有停止惡化。
很多家長缺乏對心理學的了解，很難發現這些問題的存在。及時向專業人士求助，能夠及時扭轉孩子們存在的錯誤觀念。
（3）讓被欺凌的孩子參與到解決方案制定當中。
在實施你覺得有效的“解決方案”之前，和孩子們溝通你打算做什么。
如果ta們有強烈的抵制情緒，我們可以試圖說服ta改變想法，但是絕不要一意孤行，讓ta們覺得“你們說是要幫我，但分明沒有考慮我的處境和感受”。
讓學生覺得應該說、敢于說、愿意說，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也許你身邊的朋友正在面臨這樣的情況，請你動手轉發今天的文章，讓更多身處欺凌中的孩子看到黑暗中的光，讓更多困惑的家長了解孩子的內心，讓孩子少點恐懼和害怕，多點堅定和力量。
文章轉載自壹點零微信公眾號，作者：阮倩男；文章僅做分享，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文中圖片由心海灣心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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