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不是抑郁,是習慣被忽視的自己
這句話可能是世上最令我感到心疼的一句話。
曾經,我在北京12355青少年心理熱線工作了兩年時間,期間接了無數的傾訴、咨詢甚至無聊的電話,當中自然不乏涉及到輕生的危機干預電話,一句“我不想活了”都要比它更有生命力。
人們往往認為輕生想死的念頭是令人絕望的,但在內心的世界里并非如此,“我要怎樣”“我不想怎樣”這類的詞語都是自我意志的表達,是生命力的流動,“我想死、我不想活”真正在表達的是“我對于自己生活不滿、我對于自己的現狀不滿、我對于我所處的內心世界不滿,我想擺脫、我想改變。”與之相反,“我習慣了”更是一種深深的絕望。
1999年,我正在經歷中考,并為了公費上高中的名額難得“自愿”的遨游在枯燥的題海里,那時候,“好好讀書考個好大學,出來就能有個好工作,就會有幸福的生活”是時代為我們編織的唯一的美夢。同年,花兒樂隊的專輯《幸福的旁邊》和樸樹的專輯《我去2000年》橫空出世,他們用截然不同的音樂風格同時控訴著一件事情“他們口中的幸福是真的幸福嗎?”從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將他們視為精神上的朋友,因為對于那種生活,對于那個夢,我也一直有著同樣的感受,可我周圍的家人、師長、朋友、同學都不會這樣覺得,這讓我懷疑自己不正常。是他們讓我確信,我是正常的,正確的,我也才敢于開始誠實的面對自己內心的感受。
國足名宿孫繼海曾經在訪談中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當時他效力于英超的曼城俱樂部,在醫院陪護等待生產的妻子一個通宵后,又驅車前往訓練場參加訓練,因為他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奉獻、要犧牲。訓練進行到中途,醫院打來電話通知孫繼海他妻子要生了,曼城的教練基岡驚訝的問道:“這個時候你為什么還要來訓練?你的妻子需要你的陪伴,你的心也時時刻刻掛念著你的妻子,雖然你是職業球員,但此時的工作也遠比不上你的家庭重要!”
孫繼海不是不知道什么更重要,可他習慣性的這么做了,因為在國內的環境下、氣氛里,他不這樣做,就會受到各種口誅筆伐,他已經習慣了壓抑和掩藏自己真實的內心情感和想法,他也習慣了球隊不允許他關心球隊以外的事情,使得他甚至都沒想過向球隊詢問一下自己是否可以為了陪護妻子缺席訓練。這就是習慣的力量。
犧牲、奉獻、愛之所以是人類精神中崇高美好的存在,都是源于它們的自發性、自主性,是人自由意志的體現。而當這一切變成了被迫,就成了獻祭、壓榨、剝削。
我見過不少人,他們的痛苦來源于內心真實情感與現實的沖突,借助著酒精之類的自我麻痹獲取短暫的平靜,他們為什么不試試心理咨詢呢?是因為貴嗎?是因為面子嗎?是因為對咨詢師不信任嗎?都不是,買醉的花費可比咨詢費多多了,酒后的社死丑態也早讓顏面盡喪,甚至都不堪回首,面對著一個陌生人可以掏心掏肺的說上一大堆。真正令他們無法選擇能幫助到自己的人和渠道的原因,是他們的內心已經習慣了:他們習慣了沒人關心,也習慣了不關心自己;他們習慣了沒人照顧,也習慣了不好好照顧自己;他們習慣了沒人在乎他們的感受,也就習慣了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他們習慣了堅強面對,也就習慣了無時無刻不硬撐著自己的堅強。深圳抑郁心理咨詢
時至今日,一些人輕生自殺的新聞放出,網上又掀起一番關注抑郁癥的風潮,可笑,逝去的是生命,為什么要關注一個“疾病”,那些高舉“關心”大旗的人們,甚至都沒有真正花時間精力去關心一下人與疾病的關系,就把一切責任歸結于所謂的“疾病”,去宣傳“疾病”的危害,可那生命曾經經歷過什么、遭遇過什么,反倒沒什么人在乎。
有時我會想,也許我那些同學、好友,當年也有和我一樣的感受,可是環境、文化、周圍的人對這些感受是忽視的、甚至是排斥的,所以他們也選擇了忽視和壓抑自己的真實感受,久而久之習慣了。現實生活中,我們需要維系一些穩定的關系,為此可能要掩藏一下、委屈一下自己的感受,這并不是壞事,壞的是生活中只有這樣的關系。我和我的發小好友在三觀上已經有些疏遠,但這并不妨礙大家每年都盼著聚一聚,打打麻將吹吹牛,說點雞毛蒜皮的家長里短,誰家里有事互相幫一下。跟能聊藝術的朋友聊藝術,跟能聊心事的朋友聊心事,跟能吹牛的朋友吹牛,誰也不別扭,誰也不委屈。深圳意象對話
其實做咨詢就是這么個事兒,我也不是啥得道高僧,也不是啥學術權威,更不是啥人生導師,我就是個關心你,關心你內心,能跟你聊聊心里話的朋友。只要你別再習慣了自己不被關心就好。
作者:黃少凡 公眾號:黃三歲的啤酒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