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軍，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心理系系主任，心理學家，意象對話療法的創始人，著作有《我是誰》《你有幾個靈魂》《釋夢500例》等。
朱建軍的笑容很溫和，甚至有點慈祥的意味，雖然他正值壯年，并不適用“慈祥”一詞。國外很多心理學家走上心理學之路都跟童年的心理陰影或挫折有關，后者促使其為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學習心理學，比如卡倫·霍妮。但朱建軍并非如此。性格開朗的他自稱沒有什么童年陰影，甚至挫折也很少。
“我的童年很幸福。如果非要說遇到什么挫折的話，就是大學畢業后，我在氣象臺作天氣預報。天氣預報臺在承德，因此我離開北京去了外地。家里人覺得這是個挫折，而我不覺得是個挫折。做氣象工作需要的是耐心與仔細，需要精細地去判斷，像做會計一樣，我的性格很不適合做這個。我決定轉行，那是一個很理性的選擇。我在我喜歡的行業里各個方面去想，琢磨哪個是我最需要去學習的，后來決定學習心理學。”
朱建軍的興趣很廣泛，他對天文、地理、藝術與文化，都很感興趣。他覺得心理學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科，與人相關的知識對心理學都有用，特別具有挑戰性。為著這個挑戰性，他考入華東師范大學讀人格心理學碩士，如魚得水般陶醉在學習中。“心理學專業需要一個人不斷地去探索去思考。人的心理太復雜了，變化太多了。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我喜歡。”
畢業后，他又繼續讀博士。一邊學習，一邊開始作心理咨詢，在做的過程中，他逐漸感到心理咨詢行業中原有的方法不夠用。
心理咨詢在我國起步時間很晚，很多方法都是照搬國外技術，而這樣的外來方法并不一定適合性格內向含蓄、思維比較感性的中國人。當時，心理咨詢中比較流行的方法有精神分析療法、認知療法、心理劇療法等。比較常用的是精神分析療法，但精神分析治療耗時比較長，通常需要兩三年時間，中國人很少能有錢有時間這么進行治療。他想尋找一種能夠深入中國人的潛意識，并且快速解決問題的療法。而且，這種療法是特別適合中國人的性格、思維特點的。
上世紀90年代初，意象對話療法逐步成形，并被朱建軍運用到心理咨詢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為中國人創立的四種心理療法中的一種。
與所有新生事物的誕生初期一樣，剛開始時，意象心理療法受到業界的質疑與排斥，有罵朱建軍罵得很厲害的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心理咨詢師使用意象療法對訪客進行治療，效果良好。隨著朱建軍的門徒越來越多，被治愈的訪客越來越多，這種意象心理療法也得到業界的肯定，出現了很多對其評價頗高的聲音，其中不乏崇拜者。
“做一個真正的好的心理咨詢師對一個人的人生意義很大，能幫來訪者改變糟糕的情況。更快樂，更自尊，更有價值。他們會更接受自己，更喜歡自己，甚至接受自己身上不好的東西，當你和它們親密時，這些不好的地方都會給自己帶來好處。”對于越來越焦慮的城市人，朱建軍如此建議。
消極的意象能向積極的意象轉變
記者：能解釋一下什么是意象對話療法嗎？
朱建軍：現代理性人內心都有一個用情感與用意象去生活的原始人。潛意識是原始人的主體。
意象對話療法簡單來說就是讓咨詢師心中的原始人與來訪者心中的原始人對話。先需要對訪客進行催眠。催眠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睡著了，而只是誘導人進入意識放松，無批判性的狀態。然后，心理咨詢師與訪客進行對話。通過意象對話，讓原始人心中消極的意象逐漸不消極起來，變成積極的一面，使訪客能去接納消極的意象。消極的意象你去接納它，它就會釋放，就會轉向陽光的一面，越不接納它，它就會越來越頑固。
記者：那些消極的意象是怎么轉化為積極意象的？
朱建軍：如果有一個訪客看到一個特別恐怖的意象時，他很恐懼，他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去看著它，類似無為。這時，他會發現，這個很可怕的東西會轉化，會轉化成不可怕的東西。很多心理問題的產生是因為人對自己的內心恐懼想做些事情，恐懼是使我們難以自我了解的主要原因。你不想成為它，但它是你的一部分，與它逐漸認識，信任，雙方就不會那么對峙。這時，消極的意象就會向積極的意象轉變。
記者：訪客一般是哪些人？
朱建軍：來訪者一般有三類：碰到了心理問題的正常人；得了心理障礙的正常人；重型精神分裂癥患者。主要是前兩者，最后一種人心理咨詢對其沒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只能起到輔助作用。
嘗試找到中華民族心理病的解決方法
記者：你在創立意象對話療法中，進行了大量的自我心理分析，為什么？
朱建軍：我花了很長時間閉關，對自己進行分析。心理咨詢師對自己作分析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清楚的話，就無法面對來訪者，解決對方的心理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幫助別人自己都做不到的東西。我在作心理咨詢前，就需要用一長段時間翻出自己的心理問題，盡量使心里非常敞亮。閉關時，我一天坐十幾個小時，調動潛意識層面里的最原始的形象，自覺地進入到精神病人的主觀體驗中。我向一些精神病大夫描述一些我的體驗，他們說：那你跟那些精神病人有什么區別？我說，區別就是他們是被動的，而我是主動的。這么做是因為必須了解心理有問題的人的心理狀態，才能去治療他們。
記者：當你培養了大批用意象對話療法工作的心理咨詢師后，你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朱建軍：目前，作文化分析、寫書是我的工作重心。我非常尊敬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找出了民族病，病是什么，他很清楚；但怎么解決還不知道。個人有個人的病，民族有民族病。我想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病，找到應對解決方法。具有什么樣的意象才是最健康的人。我想通過自己寫的書去影響他人，使大家的心理更健康。
不把壓力當壓力，事情才能做成
記者：目前，年輕人普遍覺得壓力大，對此你的看法與建議是什么？
朱建軍：有一次我給一個私立中學去做心理輔導的夏令營。學生們都很嬌氣。我讓他們去爬山，在每個人書包里放八塊磚，小孩子都嫌累，都說爬不動。我把他們集合起來說，你們書包里放的是炸藥包，你們要到山頂上去打敗敵人，你們背不背得動？他們都說背得動。以至于夏令營最后幾天，那些小孩子都不嬌氣了。通過這個可以反映，壓力并不可怕，沒有意義的壓力才可怕；挫折并不可怕，沒有意義的挫折才可怕。年輕人的問題不在于壓力與挫折，而是沒有找到一個真正鼓舞他們的意義。一般家長對孩子都說，要考大學，考完大學找個好工作。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要知道自己喜歡什么就必須要有一個成長得比較好的自我。
年輕人需要一個完全是自己決定的目標，只有是自己的目標才會激發出激情去實現。
一些年輕人雖然知道追求什么，但碰到困難挫折就放棄了。我認為他們不是真的要追求這個放棄了的目標。如果一個人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不會因為挫折而放棄。王陽明對此的說法是：志不大。“我的愛好就是我的事業，就是我的生命。”抱著這種態度，年輕人才能把事情做成。
記者：就你自己而言，在調整壓力方面有什么體會？
朱建軍：我有幾年時間，工作特別多，在學校有教課任務；任系主任，有行政工作；任實驗室的主任，要做科研；是心理咨詢中心的負責人；要帶督導小組，解決心理咨詢師的心理問題，還要寫書，帶研究生。工作壓力很大，以至于沒有休息與娛樂時間。那個時候，我也覺得壓力大，我就問自己：這些是不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我說，是。你累，但你很辛苦地在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就沒有什么好抱怨了。
面對壓力與挫折，我的態度是，并沒有必要把那么多壓力都去掉。一個人沒有壓力是不行的。以前有句老話：井沒壓力不出油。重要的不是在于壓力，而是把事情當成我要做的事情，當成食糧。你把壓力當成磚頭，去掉一半還是重，再去掉一半還是重；如果把它當成糧食，當成你必須要做的東西，你就不會覺得重與壓迫。一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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